选自：季羡林著《季羡林谈读书治学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06年6月。
《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》：根据我个人的观察，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，钻研一个问题，搜集极勤，写作极苦。但是，文章一旦写成，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，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，甚至逐渐遗忘了。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，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，得出了结论，写成了文章；但我并不把它置诸脑后，而是念念不忘。我于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《浮屠与佛》，到1989年，我得到了新材料，又写了一篇《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》。
《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》：到了大批的古书都能输入电脑的时候，搜集资料，竭泽而渔，便易如反掌了。那时候的工作重点便由搜集转为解释，工作也不能说是很轻松的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，决不能偷工减料，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。在电脑普遍使用之前，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竭泽而渔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我们至少也必须做到广征博引，巨细不遗，尽可能地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搜集在一起。一句话：搜集资料越多越好。
《如何搜集资料》：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，也从来不用眉批，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，把材料写上。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，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。材料抄好以后，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，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。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。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，你必须清楚。
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，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。反之，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，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。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，不要单打一，同时多思考几个，而且要念念不忘，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，永远在思索着什么。这样一来，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，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。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；一旦用起来，你就左右逢源了。
《如何利用时间》：在会前、会后，甚至在会中，构思或动笔写文章。在飞机上、火车上、汽车上，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，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“边角废料”。
《才、学、识》：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，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：一、理论；二、知识面；三、外语；四、汉文。唐代刘知几主张，治史学要有才、学、识。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，理论属识，知识面属学，外语和汉文属才。
理论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，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，也要认真学习。
知识面 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，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，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。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，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，也必须加以研究，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。
外语 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，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。这种语言，我们必须熟练掌握，不但要能读，能译，而且要能听，能说，能写。如不能听说英语，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。情况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。
汉语 真要想写一篇准确、鲜明、生动的文章，绝非轻而易举。要能做到这一步，还必须认真下点工夫。我甚至想到，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，想再前进一步，比学习外语还难。
《做学问的三个境界》：我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，于是就苦干、实干、巧干。只要努力干下去，而方法又对头，干得火候够了，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。我们既要刻苦钻研，同时又要锻炼身体。既要自己钻研，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。
《勤奋、天才、机遇》：没有勤奋，一事无成。有人说：“九十九分勤奋，一分神来(属于天才的范畴)。”我认为，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。七八十分的勤奋，二三十分的天才(才能)，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。“机遇”(在一般人嘴里可能叫做“命运”)是无法否认的。“在墓地埋着可能有莎士比亚。”有莎士比亚天才的人，他没有得到“机遇”，天才白白浪费了。
《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》：在普及的基础上把学术水平逐渐提高，普及的程度愈大，水平也就愈提得高。愈普及就愈提高，愈提高就愈普及。
《关于考证》：如果对资料不加鉴别，一视同仁，就从不正确不可靠的资料中得出来的结论绝对不会正确可靠，这是小孩子都会知道的。检验资料可靠不可靠的手段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证。因为考据工作不是可有可无，而是非有不可。
《我的考证》：为考证而考证，也是有其用处的，不可轻视的。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的许多考证的文章，都是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比如，我考证出汉文的“佛”字是put，but的音译，根据这一貌似微末的事实，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。
《关于义理、文章与考证》：义理（理论）者玩意儿比较玄乎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只希望理论家们再认真一点，再细致一点，再深入一点，再严密一点。文章写得好的，人家愿意看，你探索的真理容易为别人接受。写得不好的，就会影响别人的接收。在进行论证时，我服膺两句话：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。
《必须中西兼通、中外结合，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》：居今之世而言治学问，绝不能坐井观天。对外国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，决不能熟视无睹。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学者，不管你是哪一科哪一门，尽快掌握英语。
《研究、创作与翻译并举》：有时候，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，换一张桌子，写一点散文，换一换脑筋。就像磨刀一样，刀磨过之后，重又锋利起来，回头再搞学术研究。
《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》：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、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，要发前人未发之覆。有这样的文章，学术才能一步步、一代代向前发展。如果写一部专著，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，也可能没有。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、全面的叙述。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，也必须写进去，否则就不算全面。
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、一个新问题，里面是有新意的。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，读杂志的风气，颇为不振，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，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。闭门造车，焉得出而合辙?别人的文章不读，别人的观点不知，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，只是一味地写去写去。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?
《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》：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，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。在有些时候，真理越辨（辩）越糊涂。
《我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》：对于“杂”或者“杂家”应该有一个细致的分析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。有两种“杂”，一种是杂种有重点，一种是没有重点，一路杂下去。最终杂不出任何成果来。所聊以自慰者只是，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。所谓重点者，就是我毕生全力以赴、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。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，为了换一换脑筋，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之外的领域，间有所获，也写成了文章。
《我的义理》：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，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，钻得太透，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有如一个细菌学家，在他眼中到处是细菌，反而这也不敢吃，那也不敢喝，窘态可掬。一个外行或者半外行人，宛如出生的犊子不怕虎，他往往能看到专家、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。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出生的犊子。
《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》：各国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，都不能一成不变，而是要随时变动的。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，但最重要的不外两项，一是新材料的发现，一是新观点、新方法的萌生。寅恪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：“一时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，得预于此潮流者，谓之预流(借用佛教初果之名)。其未得预者，谓之未入流。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，非彼闭门造车之徒，所能同喻者也。”（引自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》，见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36页。）他借用了佛教现成的术语，生动地、形象地提出了“预流”问题。我个人认为，不能再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方法了。根据这个标准，历代许多大学者都有一个预流的问题。不预流，就无法逃脱因循守旧、固步自封的窘境，学术就会陈陈相因，毫无生气，也绝不可能进步。寅恪先生是预流的楷模。
什么是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呢?一言以蔽之，曰考据之学。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乾嘉考据学的精神；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，特别是德国考据学的新方法。融汇中西，一以贯之。
《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》：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几点总结。指出了三大严重的缺点：第一个缺点是研究范围太狭窄；第二个缺点是太注重功力，而忽略了理解；第三个缺点是缺少参考比较的材料。
杜威在举世闻名的著作《思维术》中，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。胡适有名的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，是他从杜威那里学来而加以简化和明确化了的。但是，我认为，决不能因此就贬低了胡适的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。十字诀是胡适重大贡献之一，对青年学者有深远的影响。
《汤用彤先生的为人与治学》：大师，比如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、胡适等，都是既能熔铸今古，又能会通中西的。汤用彤（锡予）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。在锡予先生身上，熔铸今古、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。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诏很高，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。又远涉重洋，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习梵文，攻读西方和印度哲学，再济之以个人天子与勤奋，他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，岂偶然哉。（转自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a5727cd01000666.html）